我今年97岁，入党已有74年。回首过往，我的人生信条始终如一，那是在19岁时便铭刻于心的信念：我的生命理应奉献给人民。

我自幼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氛围中成长，对正义的追求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中学毕业后，遵从父母的期望，我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完成了医学预科。彼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冲破重重阻力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建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歌曲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文艺演出。对我而言，那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，自由的空气中弥漫着青年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抵达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了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，很快便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。鉴于许多队员缺乏专业训练，常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出现偏差，我便耐心地逐一纠正。队员们因此认为我颇有心得，便推举我负责打拍子，我也因此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正是这样在革命工作的需要下，不知不觉地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，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与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乡亲们随口唱出的朴素歌谣，它们真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真切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持有怎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理应服务于人民。这句话深刻地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、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为期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日夜钻研专业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旁听排练，观看演出，竭尽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一切的成长都归功于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事实上，这样做只是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艺术。这样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巨大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至关重要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在文化上更加健康、富有活力和创造力。

近年来，许多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赞扬我90多岁高龄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这不过是因为我认为该做的事，便竭尽全力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，我回答说，恐惧能解决问题吗？病痛来临时便积极治疗，若是无法避免的，便抓紧时间完成未竟之事，以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都挺过来了。

不久前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授课指挥。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劳累。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值得。歌剧是音乐领域中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需要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希望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19岁投身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总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便永远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绵薄之力。
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别无他愿，唯有无比珍惜每一次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