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国家繁荣昌盛，人民生活安定，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。我的一大特点是喜欢探究事物的根本原因，总是追问“为什么”。

从小时候起，我就对花朵为何色彩斑斓感到好奇，这个问题曾让我思索良久。我认为阅读、提问和思考至关重要，任何事情都应该刨根问底，不放过任何疑问。
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奶奶独自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后来也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成长于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。我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，先后就读于萨坡赛小学、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，并最终在震旦大学医学院深造，毕业后在广慈医院（现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
我的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组成了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我排行老二，名字是振义。祖父慷慨地将部分财产捐赠给“万国董事会”，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，他们认为过度奢侈是一种浪费。每当我们有浪费行为，他们都会提醒我们：“你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们？”

父亲毕生的心愿是培养好我们八个子女，让他们都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兄弟们大多选择了理工科，例如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和建设做出了贡献。小时候，每周的家庭晚宴上，父亲都会检查我们八个孩子的学业，表扬成绩优异者，并对手板心不佳者施以惩戒。我是唯一从未被打过手板的孩子。

我自幼便对科学充满兴趣。中学时期，我专注于学业，但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。

我的家、学校和医院都集中在卢湾区的一小片区域。我从小学开始学习法语。后来，日本侵略者要求学校教授日语，但我们学校抵制，拒绝学习。那时，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，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的暴行，心中充满愤慨。

父亲为人严肃且沉默寡言，对子女的管教十分严格，生活朴素，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，战乱频仍，日军的残暴行径让生活变得异常艰难。那时的我，可以说是个悲观主义者。离开法租界，穿越日军的检查站，需要经过严格的搜身检查。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教师，他们大多也是天主教徒。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，来到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，在我看来是极其了不起的。我与六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，经常聚会，练习英语演讲，分享读书心得和新知识，我们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自我提升，能够帮助他人，立志成为品德高尚、大公无私的人。这六位同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我的微信名“Seven John”便是源于此。他们如今已离世，但他们的精神仍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……

我与奶奶感情深厚。她因伤寒离世，当时我还年幼，对此深感悲痛，不理解为何名医也束手无策。这促使我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成员从事医学。我学习法语，因此选择法语背景的震旦大学对我而言更为便利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未立刻确定未来的专业方向。后来，我主动选择了内科，认为自己在动手能力方面有所欠缺，但头脑灵活，善于思考。

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，但老师们都颇为喜爱我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级里只挑选了两位学生重点培养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，我被带到病理科学习阅片。老师本人也是一名医生，他主动加班，单独指导我。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我20岁时，与同学谢竞雄相恋。巧合的是，她的家和我家都住在高安路。我以不安全为由，每天送她上学，并在放学时等她一同回家，这份感情持续了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一直称呼她为“谢医生”，她则称我为“王医生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令人深感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因被捕，我曾为此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家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他因拍摄学生运动场景而被捕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们全家也是通过他初步了解了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赢得了民心。就连我的母亲也担任了里弄干部，我记得她曾手持喇叭向居民宣传安全事项。

那时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万象更新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充满互助精神。1957年，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问中国，其中有人感叹：“天主教所追求的，如今你们中国已经实现了！”确实如此，上海从混乱中迅速新生，社会治安良好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便致力于攻克疑难杂症，同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，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来又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。

当然，我也曾和国家一样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逐渐认识了自己。我曾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无法重返医生岗位，那时的我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。然而，我只会做医生，只想救治病人。事实上，即使让我长期在农村担任赤脚医生，我也愿意。

我一生大约完成了四件主要的事情。

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练兵，因在湖中接触血吸虫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赶赴当地为战士们诊治，疗效显著，并因此荣立三等功。

第二件事是参与抗美援朝，我前往中朝边境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治疗疾病。当时，我遇到一种“怪病”，许多战士出现咳血、头痛等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脑膜炎，但治疗效果不佳。我仔细询问病史，发现许多战士曾提及在河汊、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，因战事紧张，未煮熟便匆忙食用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描述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，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。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携带大量肺吸虫，对症下药后，病情得以缓解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
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疾病极其凶险，极易引发大出血，90%的患者无法存活两周，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棘手的白血病亚型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，看到年轻患者的生命在眼前消逝，我深感痛苦。我长期研究此病，查阅大量最新文献，寻求治疗方法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，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疗效。在我妻子谢医生退休后，她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遇到一位危重的小患者，便联系我，询问我关于这种药物的研究情况。我告知她，经过动物实验，该药效果显著且毒副作用较小。在征得患儿家长同意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因此得救。此外，这种药物价格不高，服用方便，能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此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评奖词称赞我为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来引用率最高、影响力最大的86篇论文之一。然而，这并非我一人的功劳，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放弃申请专利，是为了让全世界的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并能尽快获得救治。当时，一盒药不到10元，整个疗程花费不足100元。

第四件事是“开卷考试”，我充当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80岁时，我已不再从事临床一线工作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，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则通过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并在每周四到科室参与讨论。我能在两天内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并从中精选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个“考试”持续了20多年。年轻医生临床科研工作繁忙，我替他们泛读文献，精选资料，并应用于临床，扮演着老“拐杖”的角色。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三册。
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个益处：首先，它能帮助解决病人的问题，至少能取得进展；其次，它能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；第三，它能不断学习和获取最新信息，保持大脑的活力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享受。

我必须感谢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才促成了后来这些重要的成果。

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弟子，其中有三位成为院士。但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。陈竺本身就非常优秀，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；陈赛娟是第二名；陈国强担任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并在改革方面走在前列。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机遇。

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像一条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顶峰时，很可能随后会走下坡路。因此，在达到顶峰时就应适时退下，将位置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。这样，这条抛物线的顶点就能持续向上延伸，而不是向下倾斜，这对整个事业的发展更为有利。当年，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，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得比我更好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100多年，但没有自己的房产，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的，日后需要归还。

我今年102岁了，似乎被上天遗忘了，但国家并没有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荣获了重要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唉，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。她在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2010年。她未能亲眼见证，却与我一同承受了许多艰辛。
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这并非事实。哪里有什么神？况且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大家共同的功劳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的一种类型，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白血病仍是顽疾，这让我感到焦急。我只能期待年轻一代去寻找解决之道……